当前位置 优美丽人 服饰 正文

一线时尚之都,广深何时有“姓名”

相距100公里的两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之间的“火花”被津津乐道。

最新情况是,这两个城市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时尚之都”的举措:

去年年底,广州发布《广州建设时尚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征求意见),日前深圳发布《深圳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

“时尚之都”的赛道已经相当拥挤了。

成都、杭州、厦门和青岛等消费先进、风格突出的城市都希望在“时尚”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迄今为止,就品牌知名度和时装周知名度而言,只有北京和上海跨过了“世界时尚之都”的门槛。

作为海湾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都是重要的城市。

广东曾经生产的服装占全国的一半。如今,服装行业经历了多年的搬迁困境,广东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核心,通过注入时尚“灵魂”找到出路。

问题是,最早提出“时尚之都”的广州和深圳有什么优势?

时尚“落后”

时装周是全球时尚界的风向标和订购季。这也是城市一年两次收集时尚资源来创造品牌和激发灵感的一个重要时刻。

受疫情影响,国内时装周不得不面临延期或改变形式的命运。三天前,一个“云时尚周”在上海开幕。尽管形式有所改变,但它仍然吸引了150多个品牌和设计师以及10多家购物商店和平台。

但是对于刚刚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深圳时装周来说,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与大多数时装周不同,深圳时装周每年只举办一次秋冬时装秀。

今天,原定于3月底举行的深圳时装周已经延期。对于时间敏感的时尚界来说,深圳时装周的吸引力可能是一个问号。

在业内人士眼中,广州和深圳时装周只能算是“落后”。

在北京,成立于1997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周,而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时装周被认为是亚洲能够与首尔和东京竞争的三大时装周之一。

然而,位于同一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不管刚刚结束五年的深圳时装周,尽管始于2001年的广州国际时装节前后经历了两次为期六年的停办,其资格却远不如朝鲜和韩国。

落后一直是广州和深圳时尚界的标签。

在广州,虽然“时尚之都”这个词由来已久,但广州很难长期摆脱“奢华沙漠”的称号。

广州国际服装节启动多年后,广州于2009年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交易场所和时尚消费信息的重要传播场所”,并投资2000亿元补充商业主体,打造时尚商业生态系统。

然而,与政府的热情相反,许多从业者非常冷淡,大多观望。

有人尖锐地指出,“广州与北京、上海相比,国际认知度不高,建设“时尚之都”必须经过一段培育氛围的“阵痛期”

当时有一种说法,香港、广州和上海分别是信息发布者、搬运工和推销员。广州时装业的发展意味着它不得不转向出版商或销售人员。

与广州相似,深圳的时装业也以贸易为主。独立时尚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冷云曾在《深圳时装周》上评论说,“品牌仍然是‘卖商品’的思维,而不是‘品牌’的思维。”因此,“从视觉的角度来看,因为每个人都在迎合市场,产品的相似性太高,品牌标签的程度太低。”

大产业,小品牌

广州和深圳是中国最早的服装制造基地之一。

“三来一补”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OEM需求。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工厂一样,他们不断提升行业水平,从贴牌生产中获得的经验成为打造自己品牌的开端。

数据显示,深圳自有品牌产品的产值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到5%上升到目前的80%。

2016年,深圳服装业将实现产值2000多亿元,拥有2800多家服装企业,20多万员工,近2000个自有服装品牌,在大城市一流商场的市场份额超过60%。

令深圳骄傲的是,它曾经是国内女装行业的一个重要城镇。来自深圳的品牌,如季风和女士之家,装饰了20世纪的衣柜,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但是这些品牌并没有在更大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在业内人士的评价中,深圳的服装品牌在品牌认知度上稍逊一筹。相反,江苏和浙江的美特斯邦威和马森等品牌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为更多人所熟知。

2003年,浙江省出口的服装首次超过广东。当时,有些人去广东服装厂参观,他们普遍认为“没有品牌建设经验,成本高,风险也高”甚至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个替代工厂,“更恰当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品牌,而是通过长期合作来建立一个品牌,而不是通过商业推广。”

服装专家潘昆柔说:“广东的企业不仅在服装行业,也在其他行业。”

民间医药的生产省份有明显的弱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浪潮从珠江三角洲流向长江三角洲。当时,许多制鞋和制衣企业关闭了在广东的工厂。在搬到东南亚的时候,许多人又回到了江苏和浙江。

当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建峰分析说,“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在发展潜力、人才积累、消费市场等方面更具优势,金融危机后这一优势更加明显。”

具体来说,他们不仅有许多著名的大学,而且各种专业人才聚集,文化氛围甚至比广东更好。

根据《纺织服装周刊》的采访,2015年,Zara在广东东莞的四家工厂已经关闭了其中两家,将原来的1万名员工减少到2000-3000人。熟练工人的流失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一趋势难以逆转。

在这种流行病的情况下,这些服装厂的生活环境很困难。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纺织服装面料辅料交易市场之一,广州中大纺织圈工厂复工后发现,全球疫情导致服装行业外贸订单“断货”。

广东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卜晓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服装商家的信心,其次是刺激国内服装需求。此外,刺激的方法必须有一个起点。这不是为了增加工厂的产量,而是为了有效地刺激国内消费者对服装的需求。

“国家潮流”正在兴起?

与上海相比,广州和深圳的时装业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

作为中国时装业的“窗口”,上海每年都有无数的时装展览。除了每年举办两次的上海时装周之外,知名人士不仅倾向于将中国的第一场时装秀发布到上海,还将上海作为他们巡回展览的一个重要节点。古驰的成功/失败和普拉达的荣耀展示不仅为知名品牌接触中国消费者搭建了平台,也为中国树立了行业标杆。

然而,对于广州和深圳来说,如何振兴现有的大量服装工厂和品牌就更为迫切。

2017年,“民族潮流”开始成为时尚的“杰出学问”。随着公众对服装的认知趋于理性,对“大牌”的盲目追求已经被个性化的品牌选择所取代。

从数据上反映,根据《中国潮流消费发展白皮书》的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郭超品牌的渗透率从25%快速上升到38%。

许多设计师和投资者加入了“国家潮流”大军。据青桐资本统计,2017年至2019年,共融资57个“潮牌”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福建。

具体到城市,以近年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郭超”品牌为例。据行业网站“潮牌会”统计,2018年,郭超品牌在珠三角的数量远远超过长三角,广州以20个品牌位居榜首。

什么是广泛而深刻的吸引力?

2010年,香港设计师松明·劳在深圳参与了暗黑品牌odbo的创作。他曾经向媒体透露过选择这个的原因。“你可以在上海和北京看到许多设计师品牌。他们的生产有问题。公共关系可能做得更好,这部分的生产很难跟上。我们在深圳和广州有优势,供求关系更灵活。”

与展示和消费相比,在这两个城市的新政策中,仍然更加强调提升制造和设计终端。

以《深圳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为例,其主要任务是以研发、技术和产业支撑体系改造现有服装制造业,提高工业设计能力。

但与此同时,行动计划也明确指出,时尚产业规模大但不强,品牌多但知名度低,高端人才缺乏,创新和创意水平低,中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时尚传播弱等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曾指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功能正从生产转向消费,主要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文化产品。时尚在城市功能的叠加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对深圳和广州来说,这也是重塑概念的过程。

资料来源:国家商报作者:杨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优美丽人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轻奢女装品牌L M AGNESE简爱格妮斯深圳地王店璀璨开业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返回顶部